【摘 要】目的：探究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对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应对问卷、学业倦怠问卷、情绪不可控信念问卷、自尊问卷，对武汉某高校40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学业倦怠水平；(2)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和学业倦怠之间分别起单独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负面回应方式会促使孩子形成情绪不可控信念，削弱其自尊水平，进而加剧孩子的学业倦怠。

【关键词】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学业倦怠;情绪不可控信念;自尊;

（白宝玉）

作者简介：孟素卿，江汉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白宝玉，必赢线路检测3003心理学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为教育心理学、护理心理学、外貌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及其交叉融合，具体方向有家庭因素及其代际传递对孩子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积极心理学在医院、学校等场域的应用型研究，身体特征的心理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等。

文章来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31（04）

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源自Linehan提出的生物社会学理论[1]，是指压抑孩子有效情绪经验和情绪表达的家庭环境。现有关于无效家庭情感环境的研究多集中于探究其对心理障碍的影响，比如，研究发现无效家庭情感环境能够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2]、抑郁症[3]和进食障碍[4,5,6]等，是造成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重要家庭因素[7,8]。然而，少有研究关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对一般心理问题的影响，比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学生学业倦怠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生的学业相关问题趋于严重，很多学生出现了严重的学业倦怠，甚至拒绝去学校[9]。探讨学业倦怠的成因及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业倦怠是学生不能顺利应对学业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其本质是学生能力无法达到学习要求时产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衰竭状态[10]。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因素在学业倦怠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冲突与学业倦怠呈正相关[11,12]，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倦怠程度[13]。然而，鲜有研究探究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回应方式对孩子学业倦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拟以学业倦怠为因变量，深入探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对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可能正向预测学业倦怠。根据无效家庭情感环境的概念内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面对孩子的消极情绪会表现出四种典型反应：沟通不准确、错误归因、不鼓励表达负面情绪、过分简化问题解决的难度[1]。这意味着孩子的情绪体验不能被父母准确地理解，产生情绪体验的原因经常被父母曲解，负面情绪表达经常被拒绝、压抑或惩罚，在生活中所遇问题的解决难度经常被低估，孩子的努力被严重忽视[7]。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倦怠的相关研究表明，在更多使用惩罚、拒绝否认教养方式的家庭成长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学业不良行为[14]，更易出现学业倦怠[13]；而在充满情感温暖和理解的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则更少出现学业不良问题，更少出现学业倦怠[15]。由此可见，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下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拒绝、压抑、惩罚、错误归因等回应方式亦有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学业倦怠。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正向预测学业倦怠程度。

情绪不可控信念可能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和学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情绪不可控信念是指个体关于情绪可控程度的信念[16]。首先，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可能会塑造情绪不可控信念。根据生物社会学理论，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中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会损害孩子的情绪觉察和情绪调控能力[7]。父母对孩子正常情绪表达的压抑会使其采取更极端的情绪表达方式来获得父母的关注，孩子的情绪在压抑和极端表达之间切换[8]。长此以往，孩子不仅没能学会如何准确描述和定义自身的情绪，更无法学会如何采取合理的方式管理自身情绪[7]。这极有可能导致孩子在内心渐渐地形成情绪不可控的信念，即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正向预测情绪不可控信念。其次，情绪不可控信念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学业表现。现有研究已证实，情绪是否可控是最基本的情绪信念，它影响个体如何选择和实施情绪调节策略。相信情绪可控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采取认知重评等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而相信情绪不可控时则不会采取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会加深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16,17]。根据学业情绪控制-价值理论[18]，持续存在的消极情绪会导致学生对学习任务的脱离[19]，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导致记忆力和专注力下降，干扰学习过程，对学习效果、学业表现和学生的成就感均造成负面影响[20,21]。因此，情绪不可控信念可能通过促使个体采取无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加深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来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引发学业倦怠。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情绪不可控信念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与学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尊也可能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和学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自尊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评估，包含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部分[22]。首先，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中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不接纳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低自尊状态。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当个体被他人接纳和喜欢时，自尊感就会上升；而被他人拒绝和排斥时，自尊感就会下降[23]。研究也表明，与获得接纳的儿童相比，经常遭受拒绝和情感忽视的儿童会形成更低的自尊感[24]。父母对儿童青少年采取拒绝否认等不良教养方式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孩子自尊的发展，显著预测低自尊的形成[25,26]。据此可推测，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中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忽视、拒绝、惩罚等回应方式可能会导致孩子感受到重要他人的排斥和拒绝，进而形成低自尊。其次，许多研究表明，自尊与个体的学业表现密切相关，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学业倦怠水平越低[27]。个体的自尊水平越低，则越可能经历学业拖延[28]、学业倦怠[29]和学业失败[30]。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3：自尊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与学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情绪不可控信念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情绪不可控信念引发的情绪失控经历可能会导致个体形成低自尊。价值感和能力感是自尊的基本结构[31]。他人评价带来价值感自尊，个体自身能力带来能力感自尊[32]。个体所重视的特定领域的成功或失败经历是影响个体自尊水平的核心要素[33]。情绪就是个体重要的发展领域之一[34]，然而情绪不可控信念却让个体在情绪调节和控制中失去主动权，体验到强烈的消极情绪[35]。个体对自身情绪控制的失败经历和消极的情绪体验会促使个体对自我能力形成消极评价，进而形成低自尊。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4：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与学业倦怠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以学业倦怠为落脚点，构建无效家庭情感环境通过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影响大学生学业倦怠的链式中介模型，探索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对学业倦怠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选取武汉市高校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收集有效问卷406份。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65岁（SD=2.24），其中男生137名，占33.7%，女生269名，占66.3%。

1.2 研究工具

1.2.1 无效家庭情感环境

采用Wang等人编制的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反应问卷[36]。本问卷共设置10个典型的消极情绪情境，每个情境下设置5种父母可能会出现的回应方式：问题关注（如“告诉我如何备考，或者帮我找考试重点”）、情感关注（如“安慰和开导我，让我心情好一些”）、鼓励表达（如“让我把这种情绪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惩罚（如“责备我在学校表现不好或者说我没出息”）、最小化（如“对我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你担心成这样吗”）。被试根据父亲和母亲的真实回应情况采用Likert 5级评分（1=完全不可能，5=完全可能）分别进行评价。问题关注、情感关注和鼓励表达皆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情感环境越无效。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1.2.2 学业倦怠

采用胡俏和戴春林编制的学业倦怠问卷[37]，共计21道题目，包括四个维度：情绪耗竭、学习低效能感、师生疏离感、生理耗竭。采用Likert 5级评分，总体分数越高表示学生的学业倦怠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1.2.3 情绪不可控信念

采用周洁[38]修订的中文版个人情绪不可控信念量表[17]，共计4道题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越相信情绪不可控。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8。

1.2.4 自尊

采用闫艳等人[39]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40]，共计10道题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Process 3.5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子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抽取的因子数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5.59%，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与各变量均呈显著相关，学业倦怠与各变量均呈显著相关，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2.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 24.0中的Process 3.5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介模型中的所有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显著正向预测学业倦怠，且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总间接效应值为0.25。其中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分别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二者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显著。详见表2和图1。

3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无效家庭情感环境能够正向预测学生学业倦怠的形成，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在其中分别起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中，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负向回应方式会促使孩子形成情绪不可控的信念和低自尊状态，最终影响其学业倦怠水平。本研究不仅将无效家庭情感环境结果变量的研究范围拓展至一般心理问题领域，而且验证了其内在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对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其不仅影响许多心理障碍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解释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成因[1]，而且可能对普遍的一般性心理问题亦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这说明不仅婚姻冲突、家庭动荡、经济困难等较为混乱复杂的家庭因素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亦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与较为激烈的家庭动荡和冲突因素相比，这些负面的日常亲子情绪互动极易被忽视。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父母可能会有意识地回避在孩子面前发生直接冲突，但可能并没有觉察自己在面对孩子消极情绪时所采取的回应方式。本研究证实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是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家庭环境因素，需引起学校和家庭的广泛关注。

本研究发现，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在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对学业倦怠的影响中同时起简单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或许是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较为普遍的内在作用机制。

首先，情绪不可控信念从更为内在和上位的层面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情绪信念的相关研究表明，情绪信念与大范围的情绪、人际和临床的后果息息相关[16]。在情绪发展的每个阶段，情绪信念都在实时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实施和监控[16]。以往研究表明无效家庭情感环境能够影响个体的情绪觉察和情绪调控能力，其内在原因可能就是无效家庭情感环境使得孩子形成了有关情绪不可控的错误信念。个体一旦形成情绪不可控信念，当面临消极情绪时就不会采取有效的调控策略，而是放任其泛化或极端表达，进而发展出较为严重的内外化问题（如学业倦怠、自伤行为、抑郁症等）。

其次，自尊是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大脑机制的运行结果，高自尊有助于帮助人类解决生存问题，适应大自然[41]，低自尊则会影响个体各方面的表现[42]。研究表明，低自尊与学业倦怠[29]、焦虑、抑郁、攻击等心理和行为有关[43]，且低自尊是维持进食障碍的关键因素[44]，与自伤行为的发生频率息息相关[45]。以往研究亦表明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3]、自伤行为[2]和进食障碍[4,5,6]等，无效家庭情感环境通过价值感和能力感两个层面共同促使孩子形成低自尊，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障碍。可见，低自尊是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内在机制。

相较以往的家庭因素，无效家庭情感环境是更容易被具体化、操作化和进行干预的家庭因素。同时，本研究所证明的无效家庭情感环境起作用的内在机制（情绪不可控信念和自尊）也是比较易于进行干预的内在因素，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无效家庭情感环境及其消极影响的临床干预提供两个层面的新路径。就父母层面而言，可以具体改善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通过专业的培训，使父母由惩罚、拒绝否认、错误归因、最小化等消极的回应方式转向鼓励表达、情感关注和接纳等积极的回应方式，进而改善孩子成长的情感环境，消减诱发心理问题的家庭环境线索。就孩子层面而言，可以着手改善孩子的情绪信念和自尊水平。经过专业的训练，将孩子的情绪不可控信念转换为情绪可控信念，增加孩子对自己情绪的掌控感，进而将这种掌控感泛化到生活和学习中，提升其整体的自尊水平，改善学业和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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